《长安的荔枝》火了，无论是小说、电视剧、电影，还是各类解读文章，都从 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 这句经典诗句延伸开来。唐朝的荔枝备受瞩目，相关的故事也十分引人入胜。在这场关于荔枝的热议中，福建的荔枝频繁被提及，成为与 “长安荔枝” 对比的对象。看了诸多讨论后，我不禁觉得，这多少有点 “关公战秦琼” 的味道。
福建的荔枝，确实没有岭南的荔枝历史悠久，更不是唐玄宗时期的御用贡品。它真正 “走红” 是在宋代以后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它的独特之处从来就不在于 “送达速度快” 或者 “味道香甜”，而在于文人笔下缓缓展现出的那种文化韵味与精神意境。
福建人喜爱荔枝，不过喜爱的方式有所不同。他们为荔枝编写谱录、创作诗歌、相互唱和，还用它来馈赠友人…… 荔枝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亲密的伙伴。当苏东坡借荔枝诉说贬谪生活中的 “暗自欢喜”，杜牧以荔枝讽刺宫廷的奢靡时，福建的诗人却更倾向于用荔枝表达 “我在故乡” 的踏实感。在他们的笔下，荔枝是田园清晨飘散的果香，是山水之间深厚的友情，是寄给远方亲友的那份香甜，更重要的是 —— 挂在枝头、深藏心底的 “对家乡的热爱”。
福建并非荔枝的原产地，但从北宋开始，福建荔枝凭借丰富的品种和文人的笔墨书写，逐渐在文化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。
蔡襄无疑是福建荔枝文化的开创者。他在担任泉州知府期间，撰写了《荔枝谱》一书，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果木专著。书中不仅记载了 30 多种荔枝的名称、产地、色香味、栽种及贮藏方法，甚至连 “深冬覆盖以躲避霜雪”“最忌讳麝香” 等养护技巧都记录得十分详尽。他以 “皮、膜、形、色” 作为评判荔枝品级的标准，形成了闽地荔枝研究的重要传统。
尤其难得的是，《荔枝谱》不仅是一部理性的科普著作，还是一部饱含情感的记录。欧阳修看完后大为赞赏，特意为其作跋，称它 “极尽事物之理”，将荔枝 “谱写成” 天下文人共同的趣味标识。蔡襄对荔枝的喜爱，藏在他笔下的字里行间，也藏在莆田宋家香树上流传千年的绛红色果实中。
福建荔枝之所以特别，还得益于另一位出自莆田的高产 “荔枝诗人”—— 刘克庄。
这位生活在南宋中末期的 “文坛宗主”，留下了 40 多首关于荔枝的诗作，远比他同时代的诗人吟咏梅花、兰草的数量要多。与唐人把荔枝当作贡果来写不同，刘克庄笔下的荔枝是生活中的寻常之物。他在诗中说自己 “每天吃三百颗荔枝来满足馋瘾”，还自封为 “荔枝颠”“荔枝仙”。这一颠一仙之间，透着他对田园闲趣的幽默与洒脱。
更重要的是，刘克庄诗中的荔枝，是一种 “实指性” 的情感寄托。它出现在山间采摘果实时光着膀子的孩童嬉笑中，出现在写给友人的次韵唱和里，也出现在送别、悼念、寄远等各种场景中。《送张应斗还番易》中有 “蕉荔漫山雾雨繁，虬须客子悔南辕” 的诗句，荔枝作为地貌与风物的意象，烘托出离别的氛围。《挽陈岩方隐君二首》又写道 “荔枝成熟如今，独自剥开红色果实，更添悲伤”，荔枝已然成了睹物思人的情绪载体。
如果说蔡襄是谱写荔枝的 “技术派”，那么刘克庄就是用荔枝抒发乡愁的 “情感派”。但更值得关注的是，从宋代开始，福建人对荔枝的热爱逐渐形成了一种集体书写的传统。据统计，从宋到清四朝，共有 15 部荔枝专著问世，其中 11 部创作于福建，比例远超其他荔枝主产地。一部《荔枝谱》，仿佛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年表。
到了明清时期，福建文人更是掀起了 “荔枝组诗” 的创作热潮。屠本畯的《荔枝纪兴二十六首》、徐（火 + 勃）的《荔枝咏四十绝》、谢杰的《荔枝名歌八首》…… 福建人不仅吃荔枝、写荔枝、唱荔枝，甚至还为它起名字、比高低、分气质。荔枝不再仅仅是一种水果，而是一种 “故物”—— 属于本地、归属心灵的 “文化遗产”。晁冲之在《送惠纯上人游闽》中写下 “春沟水动茶花白，夏谷云生荔子红”，这里的荔枝红，映照出一整段人们想象中的闽地山川；延平人黄裳写下 “家乡的荔枝邀请谁来共赏”，抒发的是客居他乡的乡愁。
所以，说到底，福建荔枝的独特之处，在于它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人的精神图谱做出了新的贡献 —— 从福建的荔枝中衍生出了新的意象：一种理性探索的精神、一种近乡情怯的思绪、一种对家乡的自豪之情。这是其他地方的荔枝所不具备的。
在福建文人眼中，荔枝的魅力，并不需要依靠 “千里奔波” 般的戏剧张力来彰显。在福建的文化里，荔枝或许永远不会成为一时的 “爆款”，它不是用来追名逐利的奇珍异宝，而是在家门口的枝头上慢慢成熟，在朋友的书信中淡淡飘香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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